我想起了鲁迅的一个说法：“弄文学”。以“弄”来形容文学研究是十分生动的。
早有人指出，本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大体十年一变。在20世纪的中国，任何一种文学思潮、文学趋势、文学趣味，都有相似的命运：在它们应运而生之后，尚未发育健全就片面地把自己推向极端，直至成为畸形的东西，否则不会善罢甘休，然后便被另外的“新”潮流所取代。更迭热得快，也冷得快，带给一些作家难得的机遇，也会使一些作家在“趋之若骛的紧跟”中反复变换创作路子，致使难有一种文学风格能够发展得很丰富、很丰满。变化频仍的百年文学历史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学人物，时常是新冒出来的作家一鸣惊人，而后便留下了比其标新立异的成就更多的遗憾。而正是这样充满变化的百年文学，为研究者从史的角度去追本溯源与勾稽流变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材料。许多经不住单摆浮搁的作家作品，在“史”的流程中能够生发出不容忽视的意义。这是最适合用来作史的描述的文学过程，它常常被研究者选作纵的或横的“宏观研究”的对象，是一点儿也不奇怪的事。随着西方文学新观念不断引入所造成的一系列理论变化，研究者总可以将这近一个世纪间纷乱多变的文学现象重新梳理与整合一番，中国文人世代相承的攒史才能在这里有了充分施展的场地。
罗兰·巴特曾把作品区分为“可读的”和“可写的”，我们也可以把作品区分为“可读的”与“可评的”。一般来说，“可评的”作品中包含着较为密集的思想信息与审美信息，研究者破译与解读作品深层涵义的努力中充满了生发新颖见解的可能性。鲁迅作品以它所具有的丰满的容涵成为研究者发挥自己见解、构筑自己理论框架的中介，同时，研究者又以自己的想象与领悟填充了鲁迅所勾勒的轮廓，扩大了作品可能涵有的意蕴。然而，产生于20世纪中国的文学作品，包括一些很了不得的名家的作品，却恰恰缺少密集的信息与丰富的容涵。太多侥幸的成功，太多即兴的试验，不少才华单薄的作家有过出色的表现，他们各自的艺术开拓极有伸展的可能，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往往未能积极地把握住这种可能性，却把伸展的余地留给了后来的研究者。作品制作过程的急促与文学追求的不断变动造成了作品的粗疏与单薄，而“粗疏”所留下的空隙有时竟然可以使研究者的想象力游刃有余地出入其间，“单薄”有时竟然能够使研究者占有广阔的进行二度创作的空场。文学作品的公认价值是由作家与日后的文学史家共同书写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作品都可能是解释不尽、挖掘不尽的——无论它们是否当真配得上享受这“不尽”的解释与挖掘。
在20世纪的中国，“弄”文学的人们大多缺乏直接的才能，通常需要一些中介，才得以形成与表达自己的情感见解。从创作方面说，仿效性成为这一个世纪文学的整体特征之一，许多重要作品的艺术构想发韧于作者由外国作品所得到的启迪，习惯以他人作品为中介，来触发、激活想象力和创作热情，阅读引发的感受常常与现实生活的感受融合在一起，提供着灵感萌发的契机，借来的感情模式和表述模式能够有效地弥补作者才能的不济。从研究方面说，20世纪中国的理论家的功绩主要在于输入与阐释了一批又一批外国文学理论。由于缺乏直接的理论才能，更多研究者需要在描述与评论的过程中形成与发挥自己的见解，这样，研究者常需借助两层中介——外来的理论与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现象，才能使自己的概括力与感悟力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
开始于本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变革始终将外国文学作为自己的榜样，20世纪中国文学收聚了世界各国近现代文学的光辉，它的成就是其他民族艺术光射的折射；而到了世纪末，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文学依然只能望西方文学之项背。百年间文学进程中的得失经验，至少足够人们再研究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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